作者简介&基金项目

作者简介

马知遥，天津大学国际教育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常国毅，天津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

基金项目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京津冀协同发展与非遗区域整体性保护研究”(22JJD850010);教育部中外语言交流合作中心教学资源建设项目“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海外读本和资源库建设”(YHJC21YB-114)。

【摘要】日常生活实践推动着非遗传承观念的更新和传承范式的转换，不断生成新的传承关照和传承话语,促使非遗传承的问题域从技艺技能和文化特质向“何以支撑人之生”的生存发展问题以及“何以蕴含人之本质”的文化生活问题方面扩展。 随着田野调查的深入以及对相关问题的反思,认为当下对非遗传承的问题域扩展进行研究应探讨四个不断递进而又互相包含、彼此建构的问题。 第一,传承在当代中国的话语表达是非遗传承的一个基本问题,回应着“原生态”的构想和活态传承的追求,使得文化时代下非遗传承的旨归和三层关切得以明晰。 第二,传承何以有效涉及到传承与生存和生活的距离,成为非遗传承的路径和动力问题,复现着传承作为一种文化生命、一种文化生活的内涵与方式。 第三,将前两层问题进一步映射到传承人身上,传承人含义的双重性构成了非遗传承的主观愿景和客观现实问题,体现着非遗的一种文化生存方式。 第四,非遗传承的问题域本身具有生命张力和系统整体性,各个问题并非割裂散落存在,而是互动建构着非遗的传承生态问题。 社会传承作为非遗传承生态的一个生动体现,需要给予更多的关注和思考。

【关键词】非遗传承;问题域;文化生命;文化生活;传承生态

中国的非遗极具民众生活属性以及文化生命张力,是中华民族精神象征的一个当代话语中心。 非遗传承问题就如同房屋建盖,一开始我们只是想找一块山清水秀之地,后来便有了材质、资本、人力、蓝图、施工等一系列的问题。 正如中国非遗保护专家魏力群先生所说:“我们的文化需要传承,也要符合时代。 传承好非遗,就如同盖好房屋,造型要变,也要住得舒服安心,地基和受柱可靠,往里面按社会主流或个人需求装修才不至于塌方。”房屋内所住之人的文化修养,也决定左邻右舍对这所房屋的最终评价,“斯是陋室,惟吾德馨”。 房屋与生活密切相关,生活即是人适应周围环境以及与自然和历史的互动实践,既有着主观的祈愿和客观的现实,又是一个彼此勾连的整体性问题。 当下学界对非遗传承问题的探讨多是对传承的价值阐释和推动传承工作的具体案例分析,这类研究以其必要性成为一种主观愿景的文化表征,回答着非遗传承的重要性和方向。 随着非遗保护和传承工作的深入推进,非遗传承已在这种文化表征的基础上发生扩展,成为一种与个体的生命、生活以及社会性问题紧密相关的问题域。 非遗要立足于当下的生活,但如何立足,一方面是看非遗构成生活的比例,另一方面是看非遗对个体生命意义的建构。 非遗的传承不仅要顾及传承的历史文脉、价值问题,也要顾及个体的生存发展和文化生活,归根到底是民众说好。笔者认为,当下非遗传承的问题域扩展研究,应涉及传承在当代中国的话语表达、传承与生存和生活的距离、传承人含义的双重性以及传承生态这四个不断递进而又互相包含、彼此建构的问题。非遗传承的问题阈扩展研究,是为了使非遗在大众的日常生活中确切生效,恢复并扩散非遗在日常生活中的“自然性”,构建富有生命力的传承队伍和良好的传承生态,使得传承自发自觉。

团队采访中国皮影研究专家魏力群教授

传承与生存和生活的距离变迁,产生了非遗传承的路径和动力问题。 当传承与生存的距离较近时,构成了非遗传承的生存传承路径;当传承与生活的距离较近时,构成了非遗传承的生活传承路径。 两种主要路径暗含着不同的动力机制表达,在传承的话语表达基础上进一步回应着何以有效传承。

1.传承成为生存依赖:生存传承及其动力机制表达。 何为生存传承? 在传统的农业社会中从事非遗工作,是个体维系生存作出的一种选择,非遗以其日常生活的实用性成为本体的主要存在方式,发展为公共文化而得以建构非遗从业者的社会性躯体,折射出一个时空、地域、社会的信仰习俗、审美品味和风尚趣味,以其为个体生存所依赖并提供生存资本而得以实现传承,可以称之为“生存传承”,复现的是人自发的生存活动,是一种文化生命。 社会历史条件的转变促使非遗的文化价值彰显,关照着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并对现实进行覆盖,但并不能穷尽个体生存的方方面面。 要唤醒生存传承活力,除了个体的反思外,还需要关注非遗与传承人生存能力的契合性。

生存传承虽然在结果上使得传承非遗表现为传承人维系生存的活动,但其背后却有着两种截然不同的动力机制表达。 第一种是纯粹地将传承非遗视为生存依赖,这种传承忠实、努力且持久。 当下面对巨大的就业竞争压力,从事非遗工作很难成为青年一代的生存优势,这种纯粹的生存传承在青年群体中还未真正培育起来。 然而,对那些因身体等原因限制而为谋生所困扰的人来说,非遗能成为一根救命稻草,给予他们生存的希望,被他们捧在手心,为我们守住非遗并为传承提供一层保障。在对京西皮影非遗项目所属的北京龙在天皮影艺术团的调查中,笔者发现,面对濒危的皮影艺术，有三种类型的传承人培养模式随着艺术团的艰难创业和繁荣过程相继出现，对于生存传承这种动力机制的探讨来说是一个典型案例。 一是以老一辈艺人为主。 老一辈皮影艺人在长期的实践中掌握了较为完整的艺术体系,将老一辈皮影艺术家集中起来,也是为了保护并传承好皮影艺术。 但容易出现人手不够、剧目老套与重复等问题,这一度使得龙在天皮影艺术团亏损严重。 二是留下几位主要的老艺人,并重点培养年轻人。 年轻人一开始可能出于好奇,但面对日复一日的操纵训练手法和唱腔学习,很难有耐心坚持下去,况且从事皮影演艺工作学习时期长,工资回报低,远不如其他职业,除去爱好很难有学习和从业的动力。 三是对“袖珍人”群体的偶然发现,使该团一定程度上解决了传承队伍老龄化严重而年轻人又不愿从事和传承皮影戏的问题。 这个群体因为身体发育不健全,大多不能从事社会上常规的职业,但他们除了身材矮小,其他方面基本和正常人一样。对他们而言,能提供一个稳定的职业便会拼命努力工作,这与对职业有多样选择的正常人相比截然不同。 龙在天皮影艺术团从一千多名“袖珍人”中筛选并培训了两百多名皮影戏演员,其中有二十对演员在团里结婚。 他们通过传承皮影戏逐渐获得“社会性身份”,而且文化的价值属性渐渐遮盖了容易被他们自我否定的身体性,爱情、事业、家庭的建构让他们重燃生存希望,更加自信。 从这种意义上来说,传承皮影戏赋予了他们区别于生物体意义层面的第二生命———文化生命,让他们以艺自养。这既是非遗的包容与魅力,也是非遗助弱扶贫社会性功能的体现。 对于龙在天皮影艺术团和这些袖珍人来说实现了双赢,对于非遗的传承来说也是我们所愿看到的,服务于社会,才能生存于社会。

北京龙在天皮影艺术团袖珍人在向魏德民请教皮影的传统唱腔

生存传承这一路径的第二种动力机制表达为生存依赖与家族或师门的荣耀延续、技艺自豪感、兴趣爱好的混合动力。 如,国家级非遗代表性项目天津“风筝魏”制作技艺的第四代传承人魏国秋、唐山市级非遗代表性项目皮影演唱(玉田魏式) 的第五代传承人魏德民、国家级非遗代表性项目面人（天津面塑）的区级代表性传承人张亚杰。 虽然他们都是生存传承,但并非像“袖珍人”那样的纯粹,他们的传承动力在生存所需中还伴随着对家族或师门的荣耀延续、技艺自豪感和兴趣爱好。 对于他们而言,无可复制的精湛技艺和广泛的认知度,使他们在传承非遗时可以获得足够的生存资本和极大的自豪感。 与残疾人群体相比,他们大多从小耳濡目染,接受到良好的非遗传承培训,传承非遗的自觉性和所能积累的资本较大,所承受的压力较小。 传承与存距离较近,成为他们的一种文化生命延续,而后建构着他们的文化生活。

2. 传承成为生活属性:生活传承及其动力机制表达。 何为生活传承? 随着时空、地域、社会的扩展,以及科技和人文的更新迭代,非遗的实用性逐渐在现代生活中“失语”;个体维系生存所作出的选择更加多样化,在学习时间、难易程度和利益转化上,非遗与现代诸多职业相比逐渐“失势”,很难成为个体生存的依赖或构成个体生存的优势。 但在努力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语境下,面对生活物化载体的巨变和劳动异化对个体身份认同、文化认同的侵蚀,以及由此带来的心灵安全感的丢失,非遗却因其传承性、独特性、共享性的文化基因,得以成为民族的精神慰藉和心灵资本，修复并提升着个体的生活品质和民族的精神面貌。在这一阶段,非遗的传承不仅是个体立足于现代生活对非遗的一种生活选择,也是现代人立足于自我意义建构和社会发展对非遗的一种生活解读,可以称之为“生活传承”。当下选择传承非遗不只构成个体的生存依赖,还要构成蕴含着人的本质的生活属性,复现的是人自觉的精神实践,是一种文化生活,包括社会关系以及个体行为习惯背后的潜在观念、真实意图、情感力量、实践经验和价值追求。

随着人们对非遗的愈发关注以及对生活的不断反思,面对传承与生存距离变远的事实,生活传承作为一种与生存传承并行的传承路径,在当下受众广泛。 其动力机制表达主要有两种。 一是主要出于个人兴趣爱好。 如天津杨柳青风筝制作技艺代表性传承人王建新,从小耳濡目染,经过几十年拜师求学和钻研,将当地风筝制作技艺进行整理并传授他人。 王建新本身有主业支撑他进行非遗传承活动,传承风筝制作技艺只是一种单纯出于爱好的个人传承行为,不构成生存依赖,而是直接成为自身文化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推动着自我意义的实现。 二是主要出于对社区或家传技艺的使命感和责任感。 如国家级非遗代表性项目刘家园祥音法鼓老会，作为历史上北仓皇会的缩影之一,其传承的动力完全不是生存所需或者家族荣耀,传承途径也不是生存传承,代表性传承人大多是赋闲在家的中老年人,延续乡土记忆的一种自发的社区使命感和责任感推动着他们进行非遗传承。 “我不能让老会在我手里断了” 老会田会长如是说。 中国的非遗绝大多数是农耕文明的产物,而现如今中国农村的大多数农民正经历着城市化、现代化和非农化的转型,新的生产方式和社会生存法则使传统的思维方式和行为习惯乃至乡土记忆成为随时准备舍弃之物,以便跟上时代步伐。 在这种情境下,个体的生存理性已然替代传统的文化认同,非遗的社区传承自然会遇上内生动力不足的问题。 这种生活活传承路径,作为一种公益性质的文化服务,是自觉的精神实践,是相关群体得以自我实现的途径,虽与生存的距离较远,却与生活息息相关。 当然,这一传承路径也时常面临着维持传承活动正常开展所需资金不足以及传承断代的问题,需要政府和社会的大力帮扶。 对家传技艺的使命感和责任感也是生活传承的一大动力。 如河南省级非遗项目社旗木雕第六代传承人陈风军的儿子,他为了追求更好的生活在外创业,但每次回家都会跟随父亲学习家族传承下来的古建筑木雕手艺。用他自己的话说：“可以有自己的追求，不过家族的传统技艺不能丢。”在这种情况下，家传技艺不为生存依赖,不构成生存传承,但被个体纳入到了自身的文化生活中,成为自我意义建构的一部分，并得以自觉实践。

刘家园祥音法鼓表演场景

目前，生活传承对于青年一代来说是更容易被接受的传承路径,热爱以及身份认同和文化认同是其中的主要动力机制。 对于非遗传承这项整体性事业来说,青年一代将是主力军,面对非遗与他们的生存需求逐渐变远的现实,可以唤醒他们内心的热爱以及身份认同和文化认同,引导他们将非遗传承纳入自我实现的途径，拉近传承与他们生活的距离。从2001年昆曲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为第一批“人类口头和非遗代表作”名录,到现在已有二十多年时间,中国的非遗保护与传承工作已然进入深化阶段,并成为一种全社会动员的文化事象 。 非遗传承不只出于生存所需,而是越来越深入生活肌理,成为推动经济社会转型和文化转向的结构性力量。 在这种文化趋势和环境下,青年一代也从观念层面走向非遗传承的实践，虽然暂时无法像非遗保护一样形成声势，但并非不具备此种可能。2023年，在北京对皮影戏进行调查时,一位名叫翟子谦的大学生让笔者看到了青年一代接续非遗生命力的可能与后劲。 生于天津的翟子谦,小时候在一场庙会活动中看到了唐山皮影大师魏德民及其团队表演的皮影戏,便深深地爱上了这门艺术,经常要求父母带他去看魏德民的表演。 长大以后,翟子谦一心想要拜魏德民为师,怀着这种热爱辞去了工作,从天津跑到唐山,又跟随魏德民来到北京。 用魏德民的话说,就是“一路追着学”。 他一本古唱卷誊抄59 天不倦,皮影雕刻、唱腔、操纵练习日复一日,始终饱含热爱。 这样从内心对非遗怀有强烈文化认同感和热爱的年轻人,出现一个就会有第二个。 虽然目前在非遗传承队伍中占比仍较少,但至少可以看到这样的星星之火在跃动。 现在的传承人是受到社会尊重和国家认可的有一定文化身份的人,因此,在提升非遗经济效益转化的同时,更要强化非遗在青年一代中的身份认同和文化认同,使得他们从事这个行当时,在精神、心灵和行为实践上心生自豪之感,让传承在成为生存资本前,可以先在更大范围内成为他们自觉的文化生活。

传承成为生活属性,这种传承于个体自我身份和意义的选择与解读而言,是一种相对快节奏的传承,对于濒危的非遗来说能够快速建立起传承队伍,虽然这种传承的持久性是一个问题,但不乏接替的传承队伍。 诚然,非遗的传承并非仅仅关注技艺和价值理念,更重要的是人的生存问题。 需要进一步关注到的是,每个时代有不同的语境,当下这种因生存依赖而进行的生存传承路径,相比过去关照到的人群要少得多。 我们对非遗传承问题的苦恼也正在于此,文化的增值和传统的复兴使得我们不自觉地要求传承非遗之人都应是为了生存而传承。 似乎只有非遗成为生存所依赖的主业并为此投入几乎全部的精力和心血,成为个体的文化生命存在,才承载得起非遗的文化价值。 但一种对此的反思也随即出现:日常生活实践推动着非遗传承观念的更新和传承范式的转换,不断生成新的传承关照和传承话语中华文化的包容性也决定着非遗本身的多义性和动态性,从而带来了传承意义解读的多主体性和生成性,推动着传承在生存和生活空间内的变迁,并由此产生不同的传承动力和传承路径。

传承的话语表达以及传承与生存和生活的距离问题,回应着传承应该具有的内在要素和有效传承机制,也是非遗区别于其他文化的一个自身文化属性问题。 而传承人则构成传承的主体,是非遗的一种文化生存方式,使非遗的自身文化属性得以从静态转向活态。 非遗的传承,表面上呈现的是文化客体自身的不断延续和演进,事实上是作为文化主体的传承人对文化的不断操演与不断创新的过程。随着对非遗认知的深化,无论社会层面还是学界,对传承人的主体地位都愈发关注,但这种关注大多停留于主观愿景,而忽略了一个客观现实———非遗本身对潜在传承人的筛选。

传承人含义带有双重性。第一重含义是在非遗保护的主观愿景下,借助国家话语建构的代表性传承人制度,通过权益的附加提升传承人的社会地位,建构着传承人的身份认同。 但随着制度设计层面所导致的传承人内生动力不足和一般性传承人积极性受挫等问题的出现,身份认同所带来的少数人的获得感与越来越丰富的非遗项目和文化生活逐渐不匹配。 一种将国家意志、社会期许在更大范围内转化为传承人群的内生动力和自觉行动的文化认同成为最顶层的主观愿景,身份认同则沉淀在底层起着保障性作用。这种与非遗价值和文非遗传承的期许,暗含着许多人为的规定性。 非遗积淀着中华民族的历史记忆和独特的精神象征,以其稳定的民族内涵和持续的精神慰藉,在当下文化和物质的更迭竞速中获得了更多的重视。 而沿着中华文明发展的历史脉络,挖掘出凝聚在非遗中的优秀民族文化品质,无疑是从文化精神和文化历史发展规律上,为非遗在日常生活中“自然性”的恢复和扩散提供了强有力的合理性证据。 这也是当下非遗保护中不自觉地将传承人与文化认同对接起来的原因。 此外,随着非遗进校园、中国非遗传承人研修培训计划的深入推进,传承人与教育机制的结合被认为是当下建构非遗文化认同的一种重要举措,让人从被动认同到主动认同,发挥人的文化主体性，构建非遗传承的主动语境与存续状态。 身份认同和文化认同,被认为是非遗生命力可持续的重要保证,成为传承人的应然属性。

传承人的第二重含义,是非遗本身对所能传承之人的选择,即非遗本身怎样将潜在的个人或群体确定为传承人,直接指向非遗传承成效的客观现实问题。 在这一传承之义中,还暗含着传承人通过自我提升实现非遗的转化和发展。 非遗传承问题的解决不能简单寄希望于一小部分人,即便其拥有文化认同,也不是任何人都能胜任的;它既是当下主观愿景中的国家、社会为非遗传承勾画蓝图、挑选传承人的过程,又是客观现实中非遗本身对传承人的选择过程。

那么,究竟非遗本身怎样将潜在的个人或群体确定为传承人? 在田野调查中,笔者发现有三种要素促成了这个客观现实问题的生成:“新鲜感”的获得、持续的热爱、天赋禀性和认知能力。 对三种要素的分析将清晰地呈现出非遗本身对潜在传承人的选择过程。

首先,需要关注到“新鲜感”的获得在当下和过去有着不同的话语表达。 “新鲜感”时常成为热爱的前提,且“新鲜感”的获得并非指向一种暂时性的状态而是持续性的状态,这是非遗本身对潜在传承人的一次初选。 正如皮影戏传承人唐维新所言:“过去的农村农闲的时候娱乐活动很少,不像现在的电影、电视、互联网这么普及和丰富,以前哪个村演皮影戏都是很新鲜、很热闹的娱乐活动。”在他记忆中的那个年代，皮影戏辉煌鼎盛、欣欣向荣，“新鲜感”成为生活的调味品，皮影戏得以纳入村民的生活中。 这种对比,提供了一种反思。 手机和互联网成为了当下民众所依赖之物,随处可见的普及性,也使得它们逐渐成为生活必需品。 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非遗似乎淡出了人们的记忆，对多数人而言成为了一种具有“陌生感”的存在;与日常化的高科技产品相比，如今在生活场域中有些陌生的非遗，似乎又凸显出它的“新鲜感”。非遗独具魅力的艺术表现形式、所体现的日常生活属性以及所蕴含的优秀传统文化内涵,在民族血脉里或许不是“新鲜”之物，但在当下的生活中却已然成为了“新鲜”之物。此种“新鲜感”也就成为非遗融入当下生活的一个重要现实因素,但“新鲜感”的持续获得则需要非遗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 非遗的创造性转化就是要反映时代的属性、回应时代的要求，对于非遗的文化基因和人文内涵加以改造,让陈旧的话语体系和表现形式有新的时代内涵和现代表达形式,这种创造转化不只是对接市场的文化资源转化,而是自身文化内容和话语体系的再生产时代 ;非遗的创新性发展强调的是不仅要融入,而且要体现出时代的进步、新进展，为时代的发展助力，需要补充、拓展、完善非遗综合性价值，从文化传承的单一维度，向教育、科技、经济、政治等多维度扩展，不断增强非遗的影响力和感召力。 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是非遗的一体双面,整体性地持续建构着非遗的“新鲜感”,体现出非遗融入时代的基本方式以及推动时代发展的追求。 当然,这也就对传承人的素质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不能只是出于暂时的“新鲜感”而接近非遗,而是需要不断探索非遗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激活非遗传承的内在动力,打牢更大范围的群众基础。

其次,持续的热爱———这种在皮影戏流行的年代或许是无需讨论的话题,却是当下成为非遗传承人的一个必不可少的要素。 非遗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要成为非遗传承人,赓续文脉,需要对非遗保有持续的热爱,而这种持续的热爱,来源于对非遗所拥有的“传统”的身份认同、文化认同以及敬畏之心。 “新鲜感”的持续获得或许有望成为热爱,但要促成热爱的持续,在这一阶段就需要传承人的第一重含义发挥作用。 拿皮影戏来说,皮影戏说的是千古事,带有“仁义礼智信”的礼教文化,被认为是一种教人如何做人的艺术,并与人们的生产生活、岁时节令、信仰习俗等密切相关,以民俗文化、民间娱乐的艺术表现形式反映着中国人特有的审美观念、思想情感和精神追求。 对此的身份认同和文化认同,是对皮影戏持续热爱的核心,是成为传承人所要具备的关键素质。 而非遗本身的筛选作用在此阶段还体现为必须有对传统的敬畏之心。 当下,在非遗发展中过分追求经济利益的现象不胜枚举,机械化替代非遗宝贵的手工技艺,经济属性超越文脉属性,这种忘却了传统制造出的非遗,实际上已是一种伪非遗,属于文化创意产业而不是非遗产业。 这种伪非遗造就出的快餐文化,不仅不利于非遗的有效传承,反而会扭曲公众对非遗的认知,压制真正的非遗的生存空间。 传统之所以成为传统是因为其对生活历史的延续,非遗以其传统的属性规定着要成为传承人必须有对传统的敬畏之心。 目前的皮影戏大致分为传统影戏和现代新编剧目两类,且后者大多采用现代光声电技术和现代人物故事,发展迅速,花样繁多。 现代新编剧目或许是皮影戏新的表现手法和题材叙事,可以构成对传统影戏的反哺,但其中对传统延续的多少,直接决定了这是创意产业还是作为非遗的皮影戏,也决定了这类人是否有资格成为传承人。 现代科技与题材作为民众熟悉之物,拉近了皮影戏与观众生活、的距离,让观众更有代入感,但也更容易被“遗忘”,所以需要通过百千花样来不断获取市场,反而难有代表作品留存。 因此,非遗的传统属性与现代人精神空间的距离需要得到关注。 非遗的传统属性或许使其题材、表现手法与现代生活有距离,但作为历史文脉的一环,可在一定程度上消解着资本对人生存意义的侵占,使人不断获得精神慰藉和心灵的安全感,体现出优秀传统文化对人的滋养作用,所以传承非遗之人必须要有对传统的敬畏之心。最后，在“新鲜感”的获得与持续的热爱基础上，哪些人能较好的掌握非遗并使传承成为可能,这离不开对个体天赋禀性和认知能力的探讨。 对此可用“孵窝理论” 进行阐释,这是笔者调研中发现的民间智慧。

笔者:我们期待越来越多的人传承皮影戏,但皮影作为一种综合艺术,掌握好它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新鲜感和热爱可能是成为传承人的前期条件,但最终成为传承人应该还与个人能力有关。

唐维新:是的。 就比如母鸡下蛋以后,它去孵窝,有的能孵出来,有的不能孵出来,有的小鸡能最终羽翼丰满,有的会夭折。

唐维新的部分皮影收藏

不可否认，非遗传承与人的天赋秉性和认知能力有关。也正因如此，在这一层面非遗得以将其独特性依附于传承人身上,成为一种独一无二的文化存在。 非遗在知识系统上所涉庞杂,在传承方式上以口传心授的经验式传承为主,在传承实践上强调守正创新,在传承效果上突出赓续文脉、服务社会、形成文化向心力,这些都对传承人的天赋禀性和认知能力提出了较高要求。 在传承愿景上可以“有教无类”,在传承现实上要做到“因人而异” “术业专攻”,这一定程度上解释了龙在天皮影艺术团培训了两百多名“袖珍人”演员,最终只有四十人留下的原因。 如同将非遗在社会上“孵化”一般,非遗作为一种公共文化进入民众的日常生活,在大众层面首先发挥的是传播作用,使每一个人都有可能成为传承人;而后那些有志于此并能在实践层面因天赋条件优越得以脱颖而出的人,会较早获得传承资格,但这并不意味着一定能成为好的传承人,在传承的过程中仍需积累沉淀,付诸努力。 那些“孵化”和成长较为缓慢的人,久久为功亦可传承好非遗。 “孵窝理论”对于传承人天赋禀性和认知能力的生动阐释,不是基因决定论,而是提醒我们对“悟” 的追问。 在田野调查中,大多数传承人都谈到弟子要真正成才,传承好非遗,关键得靠自己“悟”,或许一朝得道,或许十年得道。 “悟”字似乎给予了非遗传承一种神秘色彩,并使掌握“悟”的传承人带有一种自发的民间认可的尊严性。 《说文解字》中对“悟” 的解释为:“觉也。 从心吾声。”意为明心见性、发现自我为“悟”,即内心获得深知。 在传承实践中,勤奋努力多为主体可控,天赋条件则不可控。 个体天赋禀性和认知能力不同,传承实践活动会有所不同,传承效果也大相径庭,这使得非遗本身在传承过程中具有多义性和主体多样性。 每一种非遗都是个体的人生史书写,非遗的珍贵之处以及生长的可能性与传承人的这种差异密切相关,这也是非遗传承所需要关注到的问题。 传承人含义的双重性在主观愿景和现实层面上互相建构着非遗的传承活动,造就着非遗传承的高原与高峰。

非遗的传承是一种文化整体性事象,随着时代发展活态流动变化,具有文化发展的基本规律。 在整个传承实践中,“传承人作为最初的种子,吸引社会创新力量的介入,激发了整个社会公众的文化认同,就像种子掉落在泥土里;又通过公众的购买、体验等消费行为,促使非遗传承人的成长,让非遗生根发芽,形成生命力,带动了社会更多领域的力量介入,从而让非遗的传承从原来单一文化领域向社会复合领域迈进,逐步形成一个边界模糊、复杂开放的系统”。非遗传承在当代中国的话语表达，是文化转型时期非遗传承的一个基本问题,决定着非遗传承的属性、旨归和关切;传承与生存和生活的距离构成了非遗传承的路径和动力问题,在基本问题上使何以有效传承得到回应;将前两层问题映射到传承人身上,传承人含义的双重性构成了非遗传承的主观愿景和客观现实问题。 前文所述的三个问题并不是割裂散落的,而是既相对独立、各有功能与特点和组成部分,又相互联系、相互作用,形成耦合效应,在非遗传承的整个实践过程中进行有机结合和重组,最终构成一个可持续发展、具有自我调节功能的传承体系,互动建构着非遗的传承生态。

思考非遗的传承生态问题,需要借鉴“文化生态”的理念。 文化生态是一种从人类生存的整个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中的各种因素的交互作用中去研究文化产生、发展、变异规律的学说。斯图尔德认为文化与其依托的环境密切相关,不同文化现象和模式是人类与外部环境相适应的途径和选择。方李莉考察非遗在中国的存续状态时,将文化生态视为一个生命系统,将人类文化的各个部分看成一个相互作用的整体,正是这样互相作用的方式才使人类的文化历久不衰,导向平衡。对于非遗传承生态的把握,应该自觉运用文化生态理论的整体性思维,既要看到非遗自身文化属性的应然状态,也要看到非遗之于传承人实践活动的实然状态,二者存在着互动生成的过程,并非先在不变的事象,而是在相对稳态的传承方式中有着人为的实践可变性。 随着国家、社会、学界、企业和个人等多方力量的介入,非遗的传承还将衍生出更多的意义关系网络,在民众生活属性和文化生命张力中诞生更多的关切。

对于非遗的传承生态而言,一个生动的体现就是社会传承。 如果从文化资源所有权的角度来看,国家大力推动非遗保护是促使其相对的“私有”让渡于相对的“公有”,促使“大我”包裹“小我”,促使与“小我”密切联系的社区传承、群内传承、师徒传承、家族传承向着散点、多元、不拘一格的社会传承转型。如果从传承生态的视角来看,所有权是一个动态平衡的过程,在一个延续的时空、社会阶段,没有完全意义上的某种类型消失或者整体性转化，从上而下的非遗保护倡导中,自下而上的非遗传承实践一直在场,调配着国家和社会介入的力量,非遗保护主观愿景上给予传承人的公有的身份认同和文化认同,在客观现实层面针对的是一种服务社会的责任,而非令人争抢的带有“公有”性质的资源。 传承生态中的社会传承指向的是“非遗的本质与其属性、所处环境的内在历史的关联状态”，以及由此推动社会发展的效益。 非遗的传承自古以来并非限于私人和特定成员组成的社群,而是在服务社会中得以扩散,体现着非遗自身社会性的一面。 在对北京曹氏风筝传承的调查中,笔者了解到那些宝贵的技艺和文化在被冠名“非遗”之前,无论在国家层面还是乡土民间,本身就带有福泽社会的祈愿并流传至今,这也使非遗成为当下人们精神的重要慰藉。 曹雪芹在《废艺斋集稿》的自序中写道,朋友景廉从征伤足致残后无以为生,无奈中向自己求助,便授他扎制风筝的技艺,使他能以此为业维持生计,不想他竟能“鸭酒鲜蔬,满载驴背” 。“爰思古今之世,鳏、寡、孤、独、废疾者有养也。 今者,如老于其人，一旦伤足、不能自养，其不转乎沟壑也几希。”曹雪芹因此产生了“以艺济人”的想法,为伤残、盲人、老人等社会群体,详细汇编、整理、传授金石图章、风筝、织编、脱胎、织补、印染、雕刻、园林和饮食等技艺。 文化的最终面向始终是社会,对美好生活的祈愿始终是文化最朴素也最本质的出发点和落脚点。 非遗作为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其文明基因里深深烙印着社会性的一面,以服务社会为主要目的,其本身就是一个“大我”内化于“小我”、“小我”反向形塑“大我”的过程。 非遗的传承人、本质、属性以及与时空环境的整体状态,在社会传承中成为一个有机整体。

在非遗的传承生态中,非遗与个体的生命、感受和体悟紧密结合在一起,行之至今日,非遗的传承实践较之往昔极大丰富,也暗示着巨大的不同。 社会历史条件的改变、各民族文化的不断交融,使得非遗共识性的文化基因逐渐被识别出来,独特性的文化特质得到尊重,并在实践中不断建构、扩充,随着时间、空间和社会的拓展,日益嵌入公民的日常生活中。 把握非遗的传承生态,在对传承环境进行多因素“外视”，以期以某种外在力量推动它向前发展的同时；也要注重对文化的“内视”，关注文化的关切、与时空环境相互作用的协调力以及整个文化生态系统的承受力。